在这类案件中，如果在诉讼中被诉行政行为尚未执行，原告可以通过向法院申请停止被诉行政行为的执行来避免损失，但在被诉行政行为已经执行了一部分的情况下，法院单纯的停止执行裁定并不能达到暂时权利保护的目的。
从上述277件判决书样本来看，民事判决书为211件，占总数的76％。可用图表示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出，民事判决书引用宪法规范的情形最多，其次是行政判决书，最少的是刑事判决书。
原因很简单，宪法既然是其他法律的母法，其他法律自然也就成了母法所生的子法，子法的血液中必然流淌着作为母法的血液。本文选取这些判决文书样本，主要有以下4个标准： 一是在判决文书中出现宪法字样。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必须从宪法理论上重新厘清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功能，在宪法制度上保障法官独立审视法律的地位和权力。行政判决书为55件，占总数的20％。也就是说，是从法律规范中引申出宪法，而不是从宪法规范中去引申出法律。
据此，该法院认定租用土地合同无效。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即使我们在法律或司法解释中规定法院在审判中不能引用宪法，但事实上他们一直在引用宪法进行判决，区别只是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而已。[82]Supra note 80. [83]拉邦德提出法人非渗透性理论，认为组织规范在国家法人的人格之内，而不是人格之间，因而组织规范不涉法律关系之调整。
本文从理论背景、立法实践、司法裁判三个方面，评析了美国宪法上的行政组织法定原则及其实践，分析了其不同于大陆法系组织法定范式的制度特点。此外，法律创设的专门负责组织内务管理的行政机构，如人事办公室等，根据立法授权，也会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一般性组织问题制定规章。通过公职名单，他还可以用官职、赏金奖励他的盟友，并以剥夺官职和薪水来惩罚其反对者。而我国的组织立法基本不规定各级官员在组织内务管理上的权限，但此类权限的滥用同样也能创造寻租和腐败的空间。
因此双重免职保护通过削弱总统的执法监督责任、间接扩大了国会对执法机构的影响能力而违反了宪法的分权原则。德国行政组织法的一个主要研究范式，即是关于行政组织分类的教义学理论。
此外，与下述案例不同的是，法院并未宣告立法规定Amtrak不是政府机构的条款违宪，而是承认这类条款将政府企业豁免于一般政府机构的特定权力义务的合宪性。但有的下属机构和官员是国会之前其他单行立法创设的，除非本法修正前法，其职能、设置就不能由行政机构任意调整。尽管存在着众多的细节差异，通常机构的组织法一般都会首先宣告机构成立及其名称，并概括地规定其职能（Functions）。[78] 四、结语：多元重心的组织法定原则与我国行政组织法研究的反思 支撑美国组织法定主义实践的，并不单纯的是依法行政的需要一通过民主立法设置行政组织从而实现全面的依法行政，因此组织设置必须属于立法权。
如果说它是执行性的，它也只是在执行准立法和准司法权力（quasi—judicial and quasi—legislative power）的意义上如此。尽管《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规定必须基于法律规定的理由才能免除委员的职务，但是依据1926年迈尔斯诉合众国一案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不论立法如何限制免职，总统当然可以任意免除委员的职务。除军事部门外，前三者在本条中通称为执行机构（executive agency）。[3]参见沈岿：公共行政组织建构的合法化进路——重新检视行政组织形式法治主义，《法学研究》2005年第4期。
首先，看似一体的执行分支，在宪法中其部门负责人的名称却是不同的。通过设置某种内部整合组织和机制而表达、实现总统当前关注的优先政策目标。
封建贵族主张自己应作为其土地之上的法官（magistrate），依私法上的继承规则继承政府官职和世袭地方议会的议席，因为这是他们祖先就有的权利。但另一种是法律的官员（officer of the law），他们执行的是宪法授予国会的权限，他们服务于立法者的意志，只根据法律行使权力。
《独立宣言》主要的篇幅就是对英王各种滥用权力行为的谴责，其中就包括创设大量的官职，随之把成群的官吏送到殖民地骚扰人民、消耗民脂民膏。此外，在以行政领域命名的其他标题下也分别汇编了各个联邦行政机构的组织立法，构成对一般性组织问题法典化规定的补充。论者指出，州的代议机关开始通过明显违反正义原则的立法，其所表达的大众意愿似乎也很专断和反复无常。虽然国会可以将做出行政决定的权力授予机构，但必须假定任何组织设置都必须给总统的监督或者参与留下空间。[80]保罗?拉班德认为，因为各邦国是以前享有国家主权，帝国建立后仍然是能够自我赋权，其存在只基于自身法律意志的国家。故诉请法院宣告PCAOB违宪，并根据惯例给予原告衡平法上的禁令救济以停止其执法程序，防止违宪机构的活动侵犯个人权利。
该法决定在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创设一个管理副主任职位，并建立一个由审计官领导的联邦财政管理办公室，并且在每一个联邦政府的执行部门和执行机构指定一个总财务官，并规定了各个官职的任免、职责和权限，以改善审计、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系统，确保可靠的财务信息以防止对联邦资源的欺诈、浪费等。分裂政府时期，尤其当国会中存在强势的多数时，多数机构的组织设置就具有各种独立性特征。
该案中，Amtrak拒绝了原告在其火车站上展示自己政治广告的要求。[50]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公务接待中的资金浪费问题，包括接待中的馈赠、娱乐、餐饮等支出，负责接待的一方也存在着以公务为名在接待活动中为本人谋取私利的情况，并非单纯只是遭到困扰的一方。
此外，宪法起草中官员的称呼出现过主要官员、部门首长、部长等等，经常随意改变，并无特殊含义。[53]实践中，总统对此类事项通常也会以执行命令（executive order）的形式加以规定。
[58]此外，机构的组织规章还会根据其内容和整体逻辑关系汇编于隶属国会的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编纂的《联邦规章法典》（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使得组织规章本身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法典化。第三部分雇员（Employees）则主要是关于雇佣、教育培训、奖励、工资津贴、保险年金等方面的规定以及个别机构（如美国特勤局United States Secret Service）在人事管理方面的特别规定。即执行特定作用法的需要往往是设置组织法的直接原因。他认为表面上权力似乎被法律逐渐削弱的英王，就是通过创造并任命更多的官职导致了腐败遍布英国的每个乡镇。
其次，进入行政国家时代，民主价值对组织法定原则的要求不只体现于法律对组织设置问题基本排除行政保留的、极为细密的规范密度上，还体现在对宪法所确立的执行分支内部民主责任机制的维护上。各部部长如果因相关法律只授权他们做出决定，而未提及总统，进而认为其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自主权，总统不能监督干预，那这就与瑞士的联邦委员会制度没有区别了，而此恰好是制宪会议所拒绝的。
[42] 另外，从功能主义的立场看，多元行政还会造成信息成本的上升，而单一行政有助于减少公共选择中的成本问题。但是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推翻了下级法院的这一认定。
甚至可以认为国会创造了一个独立管制委员会之下规制审计行业的独立管制机构。[63]肯尼迪法官（Justice Kennedy）传达的最高法院意见认为：最高法院在1995年的赖博荣诉国家铁路客运公司案中已经认定过，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意义上Amtrak是一个政府机构（a government agency）。
法院显然认为，立法条文对此争议问题的沉默显然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即使组织立法未规定，根据案例法，法院也能够填补成文法自身的立法缺陷，以澄清国会隐含的立法意图。但该法的主要内容是食品、药品监管方面的规定，创设FDA的相关规定仅仅列于该法第九章《杂项》（CHAPTER IX—MISCELLANEOUS）之中。但是该法同时规定一旦超过三分之二煤炭产量的煤炭生产者达成每周和每日最大工作时间的协议，并经代表着超过一半煤炭工人的代表同意，这个最大工时协议就必须被全体准则成员接受。他认为，从法律的观点看，英王之下的官职（office），必然同时伴随着荣誉（honour）。
而法律性质处于本案中机构与纯粹执行部门之间机构的免职条款的合宪性问题，只能留待将来的判例逐个解决。[66]因此，以司法来制衡国会的组织立法权就非常必要。
综合这些因素，透明性和从上而下的责任机制已经形成，所以Amtrak完全不是一个自治的私人企业（an autonomous private enterprise）。可是，如果说英王是司法的源泉仅仅是一种法律上的拟制的话，那么在此处英王则在真正的意义上是官职的源泉。
比如，由于每年因欺骗、浪费、滥用造成了数额巨大的无效开支，国会为推动联邦政府的财政管理改革，于1990年通过了《总财务官法》（Chief Financial Officers Act）。[50] 在内容上，具体联邦机构的组织法也呈现出很高的规范密度。
